在1984年，山西临汾襄汾陶寺遗址的晚期灰坑H3403中，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件特别的扁壶残片，这个扁壶上写有两字朱书。这两字之一没有引起太大争议，因为它与甲骨文及现代汉字相似，被广泛认定为“文”字。然而，另一个字却引发了激烈的讨论。
“文”字的历史可追溯至7000年前，最早出现在湖北秭归柳林溪的陶圆盆上，后来在良渚文化的陶器中也出现过。这个字的起源至今没有完全确定，仍然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。至于另一字，过去40年来，学者们提出了多种解释，包括“昜”（yáng，通阳）、“易”、尧、邑、是（氏）、唐等，争议甚大，解释众说纷纭。
根据以往的学术研究，这个字可能与陶寺遗址的历史和族群有着重要关联。有人认为，这个字的破解可能有助于明确陶寺遗址的文化背景，从而对中国上古历史产生深远影响，甚至可能重新书写中国的历史。
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，一些新的发现为破解这个字提供了更多线索。下面是一些关于这一发现的研究成果：
展开剩余79%首先，这件扁壶出土于老Ⅲ区的灰坑H3403，而灰坑通常是古人丢弃垃圾的地方。扁壶为何会被丢弃在垃圾堆里呢？
第二，学者田建文在《我看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扁壶》中提到，灰坑H3403的年代大约处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，这为研究该扁壶上的朱书文字提供了时间背景。
第三，虽然这是一件残破的扁壶，但它显然是被人特意摔坏的，摔坏后，用类似毛笔的工具在其表面书写了字。在扁壶的鼓凸面一侧写了“文”字，另一侧则写下了另一个字。之后，沿着扁壶的残边涂抹了朱砂，这进一步证实了它是人为摔坏的。
第四，扁壶的形状独特，一面凸起，另一面则略微凹陷，这种形态与古代天圆地方的理念相似。同时，扁壶的制作也较为粗糙，像是一次性使用的陶器，类似于仰韶文化遗址中常见的粗陋随葬陶器。此外，扁壶上的朱砂，通常与史前的占卜或祭祀活动相关联。
综合这些线索，可以推测当时的场景：为了某种仪式，古人烧制了这件粗糙但具有特殊意义形状的陶器。在仪式过程中，这个陶器被摔坏，随后用朱砂写字，并在其边缘描绘边框，完成仪式后，它被丢弃到垃圾堆中。因此，这件带有朱书文字的扁壶很可能是用于占卜或祭祀用途。
根据古代北方一些地方的风俗，葬礼时常有摔破陶器的仪式，作为驱邪或祈求吉利的方式。在此背景下，陶寺的朱书扁壶也可能与葬礼习俗有关。比如在一些地区，长子会举陶盆至头顶并摔碎，以此来祈求好运。这种仪式与陶寺朱书扁壶的用途有很多相似之处，进一步证实了它的特殊用途。
根据这一分析，陶寺的朱书文字可能是“文令”（或“文命”），其解释如下：
首先，与甲骨文中的“令”字形非常相似。在甲骨文中，“令”字的上部呈大写字母“A”形，下部则是跪坐的人的形象，这被《说文解字》解释为“令，发号也。从亼、卪”。陶寺朱书中的这个字也由“圆形加下划一横”和“跪人”形状组成，学者朱同州认为，这与甲骨文中的“令”字更为接近。
其次，“令”字的含义与扁壶的用途相符。在与天命鬼神相关的背景下，“文令”可以理解为天命或鬼神的命令，或者“文令”本身就是指代天命或鬼神，符合葬礼中常见的仪式。
此外，“文令”还可以与历史人物大禹的称号相联系。根据史书，禹的称号是“文命”，而“文命”也常被认为是大禹的尊号。根据考古发现，陶寺遗址的年代与大禹的时代吻合，因此，陶寺朱书上的“文令”可能是在为大禹及其后代进行某种仪式时使用的。
如果将陶寺扁壶上的“文令”与史书记载对照，那么陶寺遗址很可能就是大禹的都城，位于夏朝的早期。而陶寺遗址分为三个时期，与尧舜禹的历史演变相符，进一步验证了这座遗址与夏朝的密切关系。
然而，关于陶寺遗址与大禹的关系，仍然存在许多无法解答的难题。比如，陶寺与东夷地区的距离较远，如何解释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？此外，陶寺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，距二里头王朝约150年，而夏朝遗址的去向仍未找到，这些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解答。
参考资料：《史记》、《田建文——我看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扁壶》、《朱同州——陶寺扁壶何以朱书“文令”》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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